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形成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监督制度有它的目的和功能。(1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第1版。
(61)但是，行政复议机关与被申请人之间的这一身份关系，可以通过决定和审查机构的分离，设置相对独立的行政复议委员会负责审查，从而淡化或减弱该身份关系可能造成的不公。这些监督都具有强制性，会对被监督对象产生相应的不利后果。③参见叶必丰：《行政组织法功能的行为法机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第120-122页。《行政复议法意见稿》的规定，可以说是一种正本清源的努力，是对政府统一领导权部门化的遏制。因此，上级主管部门可以指导或领导所有下级行政主管部门，直至县级主管部门。
这样，作为纠纷的处理者，虽然行政机关还是行政机关，所行使的仍是行政权，但因它所遵循的程序不再是纯粹的行政程序而是准司法程序，因而与仲裁机关和司法机关一样不能作为被告。质言之，社会上发生的所有纠纷并不都是通过审判来解决的，(45)有的是通过当事人的合意解决的，有的则是由行政机关解决的。无论联邦党人还是反联邦党人，他们都是美国的建国之父。
在这三个宪法体制内，建国以联邦宪法为根基，重建以内战修正案为根基，而新政的特殊性则在于其并没有成文的宪法根基，它没有通过第十四修正案那样的转型修正案(transformative amendment)。原旨主义的理论其实非常简单：寻找制宪者在建国时的原初意图，与此不符者则都是违宪，将矛头直指罗斯福新政所建立的福利国家及沃伦法院的革命性判决。鲍比特教授还列举了九种可能的备选项，主要为宪法学者的经典论著(如毕克尔的《最不危险的部门》与德沃金的《认真对待权利》)。这本书的读者大概不会忘记书中由作者亲手绘制的看不见的宪法6G镜像，它们分别是Geometric、Geodesic、Global、Geological、Gravitational、Gyroscopic的解释方法。
即便是在中国，每一位法学院的学生也都熟知现实主义的标语口号：法律的生命从来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自齐玉苓案以来，美国宪法学的引入一直是中国宪法学研究的理论增长点之一。
(4)在中国学者中已经出现或未来必将出现的经典宪法学研究，甚至包括来自外国的经典论著。而爱普斯坦教授则在20世纪80年代就公开为洛克纳案提供了理论上的辩护。如果说阿玛教授在《美国宪法传》展示了美国宪法的文本之旅，那么哈佛法学院的却伯教授则在《看不见的宪法》中告诉我们，宪法文本只能是宪法研究的起点，因为在宪法的字里行间还漂浮着一个看不见的宪法。这样一个不入司法审查之法眼的宪法条款，实际上却体现着极其关键的宪制原理。
阿克曼的《我们人民》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事实上，只有在全球的视野下，我们才可能得以真正发现中国宪法。重新发现中国宪法绝不意味着在宪法理论上的闭关自守。而这样的宪法条款又何止上面的这一条？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在美国建国之初共和政体的不确定性。
在如何理解(或者说如何批判)洛克纳案的判决时，阿克曼认为新政在1937年否定了中期共和国的洛克纳裁决，而阿玛则主张1913年的第十六修正案就已经否定了洛克纳案。但是，如果上述的宪法宾语化、司法化、接轨化的问题确实存在的话，那么至少是到了有一些宪法学者做出及时转变的时刻了。
由于却伯教授的数理功底，这种解释方法或许不太可能为人所复制事实上，在美国头五位总统内，仅有亚当斯一人膝下有子，而也就是这唯一的例外，约翰·昆西·亚当斯也在其父卸任四分之一世纪后当选为合众国的总统。
本文选编自《继往以为序章：中国宪法的制度展开》 进入专题： 宪法经典 。阿克曼的《我们人民》正是这方面的代表。而在形式上，宪法经典的殿堂不仅表现为费城制宪的宪法文本及27条修正案，它还应该包括超级先例(super precedent)与超级立法(super statute)：前者如1954年的布朗案，后者如1964年的《民权法案》。这一全国范围内宪法大讨论的逻辑不是成王败寇。在这一问题上，阿克曼与阿玛有一个著名的辩论。鲍比特在20世纪80年代曾总结出Historical，Textual，Doctrinal，Prudential，Structural，Ethical六种宪法论证的方法，这基本上构成了现代宪法学在讨论宪法解释方法时的基础。
联邦最高法院在1905年的洛克纳诉纽约州案是宪法理论无法绕开的问题。当时曾有汉密尔顿是华盛顿私生子的传闻，汉密尔顿在独立战争时曾是华盛顿的副官，在华盛顿总统任内担任财政部长。
它既区别于外国宪法学和比较宪法学的研究，也区别于有关宪法学基本范畴的研究。答案自然在于美国宪法的结构，其头三条分别处理了国会、总统与法院的问题。
但在自由派宪法学者看来，建国、重建与新政都是宪法意义的生成时刻，不仅如此，1800年的杰斐逊革命、20世纪之交的进步主义运动，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黑人民权运动与妇女平权运动都是成功的宪法政治。35岁就是35岁，一天都不能差。
最新的研究表明，罗伯茨的转变更多的是最高法院宪法学说的结构性演进，而不是在总统政治压力下的退让，但无可否认，法律现实主义已经由昨日的异端变成今日的正统。可以证明言论自由之先在的，当然不仅这一个the。斯卡利亚大法官的原话是，We must never forget that it is a Constitu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at we are expounding。因此，宪法必须被理解为一种代际对话(conversation between generations)与多种宪法传统的综合，而不能是狭隘的死去的白人男性有产者的统治。
换句话说，看不见的宪法所展示的不是那些传统宪法学所说的宪法惯例、宪法性法律、宪法判例这些围绕在文本之外的宪法，而是进入宪法本身的结构性构造(architecture)，以宪法文本、历史与结构的元素为点、线、面，组织出新的宪法镜像。这样结尾当然不是我自认为此处所论有朝一日可以成为经典。
这本书的读者大概不会忘记书中由作者亲手绘制的看不见的宪法6G镜像，它们分别是Geometric、Geodesic、Global、Geological、Gravitational、Gyroscopic的解释方法。在以法院为中心的司法审查理论看来，这一白纸黑字的条款自然不可能成为什么宪法问题。
因此，经由伍德在20世纪60年代的开创性历史研究，阿克曼教授重新发现了联邦党人的宪法思想，寻找到一个宪法第五条之外的高级立法通道，展示着新政修正案作为一个宪制的存在。无论洛克纳判决的错误应如何理解，在宪法学界(包括保守派宪法学者)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洛克纳案是一个错误。
事实上，重新定义宪法经典的提法最初来自列文森与巴尔金所编辑的《法律经典》(而这本书正是献给阿克曼教授的，献词则为他教会我们如何去挑战经典)。在鲍比特教授应邀所作的《宪法经典》一文中，他则直接列举出13种美国宪法经典：《独立宣言》、必要与适当条款、第九修正案、第十修正案、联邦最高条款、联邦宪法序言、《联邦党人文集》、麦克洛克诉马里兰州、斯托里的《美国宪法释义》、道格拉斯1860年在苏格兰的演说美国宪法：亲奴隶制还是反奴隶制？、华盛顿总统的告别演说、林肯总统的葛底斯堡演说、霍姆斯大法官的《普通法》与《法律的道路》。爱普斯坦教授数年前曾出版著作《进步主义者是如何篡改宪法的？》。而这样的宪法条款又何止上面的这一条？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在美国建国之初共和政体的不确定性。
举例而言，在参议院内的大法官任命听证时，大法官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不是如何理解宪法的某个条款，而是如何理解布朗案与罗伊案。原旨主义的理论其实非常简单：寻找制宪者在建国时的原初意图，与此不符者则都是违宪，将矛头直指罗斯福新政所建立的福利国家及沃伦法院的革命性判决。
这场重新定义宪法经典的学术努力则是重新发现宪法的要求。没有哪一种宪法经典的集合可以取得宪法学者的共同认可，但至少有一些经典是可以得到大多数人认可的。
所谓宪法经典，在中文语境内就是中国宪法的研究者应该研究些什么，一种研究对象的问题。甚至在1798年，亚当斯总统曾邀请退休的华盛顿重掌美国军队以备战，华盛顿重新出山的条件即为由汉密尔顿出任军队的第二号人物。